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治安问题。可当你把案例和数据摆一起，你会发现更像一种“系统性失控”。不是偶发，是高频；不是个体，是群体；不是一时，是多年。
2024年8月9日凌晨，印度第三大城市加尔各答，一名31岁女医生连续高强度工作24小时后，在医院大堂休息，随后被发现惨死，衣不蔽体、全身十几处骨折。
尸检还出现了极具冲击力的描述，遗体内发现150毫升白色液体，按“每人3到4毫升”的算法，推测可能涉及40人以上。
这类细节在公共传播里要谨慎对待，它会刺激情绪，但真正该追问的是它指向的社会机制。
为什么会出现“有人开头，旁人不制止反而加入”的群体性恶？这不是荷尔蒙，这是秩序崩坏后的群体心理。
更夸张的是，几十万人游行抗议后，一名清洁工在验尸房对遗体图谋不轨。连对死亡都缺乏敬畏，你就知道问题绝不止“性压抑”，而是底线被反复踩碎后，社会对恶的敏感度直接麻木了。
性侵在一些地方被描述得像“呼吸一样停不下来”。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，不是数字，而是那种“犯罪成本低到离谱”的社会预期。
一个国家对暴力犯罪的“确定性惩罚”不足，社会就会用最原始的方式自我调节。轻则私刑，重则彻底失序。
印度的问题是两头都没兜住，司法慢、处罚轻、警察执行弱，导致罪犯敢、受害者怕、旁观者麻木。
在印度的法律程序里，集体案件除非所有罪犯都失去上诉权，否则执行会被卡住。于是钻漏洞成了“行业技能”，拖时间变成了“低成本策略”。这就是制度给恶留的口子。
再往深挖，为什么社会会出现“把责任推给女性”的氛围？
罪犯与辩护律师的言论，典型逻辑是“女孩不该夜晚出门”“反抗是不对的”。这不是个别疯话，这是把女性当作附属品的观念外溢到法庭与媒体。
社会对“性边界”的公共教育严重缺位时，原始崇拜就可能被扭曲成对弱者的压迫。
更致命的一刀，在种姓制度。种姓起源于统治需求，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罗，再到被称为“不可接触者”的达利特。
还有一种残酷的“婚姻上升通道”逻辑，高种姓男娶低种姓女可实现“家庭升级”，而低种姓男娶高种姓女基本无路。
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女性被当成“流动资产”和“阶层筹码”，嫁妆被炒成交易，女孩越小越“划算”。
大量底层男性在婚恋市场被结构性剥夺，长期挫败感叠加贫困、阶层固化、教育缺失，再加上司法不作为，就容易把暴力转化为“补偿性权力”。
而群体作案、围观加入，更像一种畸形的“男性同盟”仪式。
再把视线放到国际层面。2024年3月1日，一名西班牙女网红在印度旅游遭到7名男子侵害，丈夫被绑强迫观看。
类似案件会直接打击印度的旅游形象、外资信心和人才流入。任何一个想做“全球制造中心”的国家，如果连女性与外来者的基本安全都保障不了，资本不会因为你口号响就无视风险。
那么从中国视角看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第一，它提醒我们，发展现代化不是GDP一条线，法治、公共治理、教育与性别平等是底盘。底盘烂，楼越高越危险。印度这些年对外讲“崛起叙事”，但内部社会治理的裂缝会不断反噬国家形象与产业升级。
第二，它也提醒我们对外合作要更现实。中印在一些议题上竞争与摩擦长期存在，一个邻国的系统性治理困境，会通过边境安全、跨境人员往来、舆论环境等方式外溢，我们需要的是冷静评估风险，而不是围观猎奇。
印度问题的核心，不是“性饥渴”，而是“恶的成本太低，善的代价太高”。
而一个社会一旦形成这种预期，悲剧就不会停。它只会换受害者，换地点，换新闻标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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